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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达开户中泰策略:内循环或将加速存量经济的到来 关注58856大结构性投资机会

导读: (富达开户: 58856) 2020年年中政治局会议后,国内大循环(为论述方便,本文中将“国内经济大循环”简称为“内循环”)逐渐成为资本市场最关心的政策词汇,与之相关的概念股亦成为资金追捧的热点。

2020年年中政治局会议后,国内大循环(为论述方便,本文中将“国内经济大循环”简称为“内循环”)逐渐成为资本市场最关心的政策词汇,与之相关的概念股亦成为资金追捧的热点。

由于上一次涉及中国经济循环方式变化要追溯到1987年“国际大循环”的讨论,资本市场对此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舆论两极化现象较为严重,乐观者认为:内循环是中国经济新的“破茧重生”之机,锻造经济增长“新动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扩大国内市场改善企业质地;悲观者则将内循环与封闭型经济等同,甚至担忧财富分配“均贫富”。

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出发,着重回答如下问题:内循环对经济、财富、投资机会的中长期影响。

  一、需求侧下的“内循环”:内需与财富分化将如何演绎?

  要理解内循环对经济和投资的影响,首先要理解内循环政策的出发点和目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于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首次提出,在6月中陆家嘴(12.5700.141.13%)论坛开始被资本市场关注,经7月底民企座谈会总书记亲自详细阐述其内核后,在年中政治局会议后正式上升为国策。

理解内循环政策的含义,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是把握两点:“持久战”和“更好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即改变旧全球化分工下,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情况。

 1. 内循环的出发点:中美“持久战”下,与效率相比,安全更加侧重

  疫情之后,特别是7月以来,中美乃至东西方关系恶化速度超市场预期——华为、大使馆、Tik Tok等事件几乎每周必出。市场当前仍将中美关系恶化的过程主要归咎于特朗普疫情防控不利下的选举策略所致的短期事件性冲击。考虑到特朗普支持率目前远远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以及拜登此前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对华相对友好的表态,“短期特朗普扰动下波折逆流,难改变中长期中美经贸互相依存的历史大势”是当前市场的主流观点。然而,事实或许要严峻得多。

更加“偏执”,这使得未来可能举行的新一轮中美谈判几乎缺少缓和空间。可以预见,其执政后或将是中美更多方面摩擦的开始而非结束。

其次,从民意上看,疫情之后,几乎美国各党派、各年龄段对华敌意均显著上升,7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负面看法。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华强硬,即使会牺牲经济,诸如:73%的美国人认为在对华交往时,应将所谓的人权问题置于经济关系之上,且两党选民在这一议题上高度一致(70%的共和党人,78%的民主党均支持这一做法),这意味着多数对华法案、措施的推进在国会都或很难遇到实质性阻力。

再次,中美日趋增加的敌意和不确定性,使得即便是最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在华跨国企业其态度亦变得愈发谨慎。截至今年6月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数为43643家,相对2020年年初减少985家。中国美国商会3月对于25家大型美国公司的调查显示,表示中美经济不可能脱钩的仅有44%,显著低于去年10月的66%。

最后,从后续美方可能出台的政策措施看,市场目前的普遍预期——在关税、华为、Tik Tok等事件后,美国能打的“牌”已经不多,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坏也坏不到哪去”。

而实际上,从目前已经出台所谓《香港自治法》等法案以及疫情之后,两党议员在国会中提出的诸多涉华法案上看,从对中国金融机构制裁,剔除美元结算系统,到极端情况下的冻结中国海外资产等方面的议案层出不穷。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上述一系列极端对华措施会很快落地,实际上诸多法案仅通过国会协商至白宫落地的流程就需要1-2年以上,但“底线思维”下,对上述各类外部风险防范于未然,增强经济体系安全性与稳定性,防止“黑天鹅”事件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亦是从大局出发或必须做出的前瞻性战略布局。

  1.2 内循环下的内需“阵痛”:或将加速存量经济的到来

  换言之,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简单经济学意义上,“外部大循环”与“内部大循环”效率孰优孰劣的讨论。而是在外部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持久战”下,守住经济与社会的安全稳定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或将逐渐成为政策首当其冲的目标,自18年以来,淡化GDP增速目标,从“六稳”,“六保”再到“内循环”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既然“内循环”以安全为主要出发点,在某些方面或者在某些过渡阶段,适当接受经济增速与效率相对原先“国际大循环为主”的降低,也是不言而明的。或者说,是为了防范更大风险,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故与其不切实际的认为“内循环”将刺激经济反转,不如未雨绸缪提高需求端韧性。从中期维度看,内循环对经济需求端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需要改变目前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较大的经济构成。由于2008年以前,我国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占GDP比重)一度高达2006年的64.24%。金融危机后,尽管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是对美外贸依存度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外贸依存度从64%下降至目前的32%,对美外贸依存度亦下降了50%以上,在国际上已处于合理区间,但相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一般在22%左右),外贸在GDP中的比重仍然偏高。相对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内循环下,产能与供给的相对过剩将成为内循环下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在内循环下的出口转内销的假设下,根据测算,我国消费市场或消化不了将显著增加国内市场的供应量。2020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出口商品规模为7.64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为17.23万亿,在完全出口转内销的假设下,我国国内商品供应要增加44.35%。但从国内消费市场的消化能力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社会消费品市场同比下滑11.76%,即便按照疫情前的水平,2019年6月我国消费品总额同比增加8.44%的内需增长能力仍不能满足完全消化增加的40%左右的供应比例。

更为重要的是,今年以来内需的萎缩速度似乎比出口外需的萎缩速度要来得更快。以疫情前的数据来看,2019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增速为8.44%,远大于商品出口增速0.13%,这或许说明我国国内消费增长潜力明显强于外需市场。但从疫情后的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内消费市场萎缩11.76%,萎缩速度明显快于商品出口的-6.21%。

  从这个角度出发,“内循环”经济的打造将不可避免使得中国经济在中短期面临部分产能出清、中小企业整合和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等“阵痛”,或将加速存量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了解决这一阵痛,发挥好14亿人全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内需成为普遍看好的重要政策发力点。

  然而,理论与现实往往是存在差异的,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各类经济政策中出现最高频的词汇。从历史数据来看,尽管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一直在提升,但我国消费率的提升并不能够说明消费内生动力的增强,而更多的可能是投资的增速快速下滑导致的“被动式”提升。相对于历史相同阶段的发达国家,我国修正后的消费率仍较国际水平偏低,内需依然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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