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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辉那些在网贷中挣扎、死去的年轻人33300

导读: (星辉主管:33300)89名自杀者中,有些人留下了遗书。他们中有的向家人坦承陷入借贷的过程,但“醒来得太晚”;有的称,“被网贷害了”;有的表示,“网贷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再也撑不下去了”

  89名自杀者中,有些人留下了遗书。他们中有的向家人坦承陷入借贷的过程,但“醒来得太晚”;有的称,“被网贷害了”;有的表示,“网贷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再也撑不下去了”


  一名女孩自缢后,家人发现女孩的银行卡空空的,里面一分钱都没有。在女孩生前的房间里,除了遗落在地上的一枚五角钱的硬币,再无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女孩去世于2018年9月,就在女孩去世几个月后,她的家人和朋友还时常接到不同号段的催债电话与短信。女孩生前曾在多个网贷平台借贷,其中一笔1100元来自甜兔App(下称“甜兔”),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款分享菜谱的软件,但实际上提供“一站式贷款服务”。甜兔宣称,可快速审核,1分钟内填写信息,审核后1小时内放贷,贷款额度1000元-5000元,周期是7天。

  甜兔这类网贷平台,一度充斥于网络。凭借网贷额度灵活、申请门槛低、放款快,还有逾期不计入征信,这些平台吸引众多借贷人,他们当中很多是“80后”“90后”。但借款人往往不知道的是,这类平台大多没有合法的放贷资质、利息高昂,一旦逾期,将遭受催债电话和短信的日夜轰炸,这种“软暴力”如附骨之疽。

  “套路贷”最核心的套路就是只要借了钱就越借越多,直到借贷者倾家荡产,乃至自杀身亡。

  2019年3月,兰州警方打掉以王焘为首的特大套路贷犯罪集团,涉及的甜兔、雏鹰、闪电虎、节气猫等App平台和相关网站被查封,这些平台多以动物命名,被称为“动物系”网贷平台。

  2021年1月12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终审认定兰州特大“套路贷”诈骗47.5万余人,其中39万余人曾被“软暴力”催债,89人在逼债催收后自杀身亡。

  3月27日,由全国扫黑办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再现了甘肃兰州特大“套路贷”案。

  这一案件的受害者之众令人震惊,其中那些因网贷而消逝的生命更令人叹息。虽然已无法一一追溯逝者的故事,但他们生前的遭遇却并未尘封。

  陷入泥潭

  甜兔的用户洪程称,自己曾经历过前述自缢女孩的无力感。现年28岁的洪程告诉《财经》记者,陷入网贷后,欠款好像总还不完,每一天都活在催债与还款的焦虑中,“每天都是还款日,吃饭、睡觉都在发愁怎么借钱还钱,生不如死。”洪程说。

  洪程曾是一名无忧青年,生在沿海城市,20岁步入职场,由父母赞助买房。洪程称,转折出现在2018年辞职后,“因急着用钱,也不好总问家人要,开始刷信用卡”。

  几次还不上钱后,信用卡被停用。这之后,洪程在短信中看到甜兔的推广链接。洪程点击下载,试着借了1000元,很快700元到账,先行从本金里面扣除的300元俗称“砍头息”。7天到期后,没有钱还,客服说可以延期1天收10%的利息,延期7天收30%的利息,洪程延长了7天。再次到期后,洪程依然还不上,这时候又有人给他推荐了另一些借贷平台,“每个平台再收取利息。”

  “网贷比吸毒还上瘾,如果没钱还,就再去借,‘砍头息’就扣掉不少,越陷越深,最后就是不停借钱。”洪程感慨。其间,他 “拆东墙补西墙”东挪西凑从网上借贷,还从新入职公司挪用了一些钱。

  洪程2018年底粗略计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共在30多个网贷平台借贷,本金和利息合计达到20多万元。

  同在2018年,刚刚从高中毕业的陈东开始举债,他向《财经》记者回忆起自己是如何陷入网贷的。2018年6月,一个网友说没钱吃饭了,向他借钱,陈说自己没有钱,对方发过来一个名为“万用钱包”的App下载链接,告诉他在那上面可以申请贷款。“人都有贪心,纯借他也不可能,他说他会给我利息,我也是经不起诱惑。”就这样,陈东借了500元,没有“砍头息”,7天后到期还款并加收利息125元。陈东将钱转借给网友,但到期后网友并未如约还钱,陈东没有收入,就从其他平台借钱还款,后来又陆续借给那位网友几次钱。陈东称,他后来反思,怀疑这名网友可能是网贷平台放出的“鱼饵”,他曾约见那位网友并报警,但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

  在陈东的自述里,“就这样陷入了泥潭,而网贷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旦沾上网贷,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生活里的其他东西很快倒掉了。”陈东说自己借来的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自用,绝大部分用来还前面的贷款。

  一旦开始网贷,个人信息四散而去,各种链接和放高利贷的人会主动找上门来。陈东称,前后有几十名放贷的人给他打电话、要求加微信,他微信里加了三四十个这样的好友。他的借贷利息大多在30%-60%,聊得好的放贷人员有时会“通融通融”,抹掉一些利息。2018年10月,在不同平台和放贷人间举债拆东补西累积到20多万元时,陈东意识到欠债太多,他开始恐惧、烦躁、失眠,胃里长了息肉,但是并不敢向家人“坦白”。

  网贷越陷越深,最终陈东的借款平台和出借人不下80个。据他统计,自己在“动物系”各平台借出的资金有三四万元。

  2018年10月至12月,陈东每个月面临高额的借款、还款。陈东出示的截图显示,仅在这年的11月上旬,他就借款4次共4.5万元,分别为6000元、7000元、1万元、2.2万元,有时两笔借款中间只隔了1天;中旬又借了4次共2.2万元;下旬,又借了4.9万余元。

  而这些,只是他从个人处借到的钱。截图显示,陈东的借款期限为7天-10天不等,借款大部分如期归还,两笔逾期1天,一笔逾期2天,当月最后的一笔借款逾期58天。

  为何借贷?

  陈东和洪程都表示,一旦深陷网贷泥潭,“拆东墙补西墙”“以贷养贷”成为不少人的做法,债务越滚越大,他们已几乎忘记了最初为什么要借钱。

  手指在不同网贷平台间滑动之间,就已无法回头。裁判文书显示,兰州特大“套路贷”案,诈骗47.5万余人,其中有39万余人曾被“软暴力”催债。

  《财经》记者了解到,这些借贷人中很少有人只在一两个平台借贷或只限于“动物系”网贷平台,很多人的借贷平台都达数十个,甚至有人在数百个平台借钱——手机上的网贷App挤满屏幕的一页又一页。

  洪程称,沾上网贷后,一个个还款期限到来时,“就想着怎么补上窟窿,像鬼迷心窍一样。”在接受采访时,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说法。

  至于为什么要借网贷,原因五花八门。《财经》记者了解到,受害人在向警方报案时,最常见的说法是,自己当初因资金周转需要,或者手头急需用钱而走上网贷之路。有些人会提到具体的借贷理由,有的是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或者创业需要钱;有的是还信用卡、还房贷及其他贷款;有的是刚开始工作,租房、日常需要用钱;有少数人是因为家中出事、家人生病手头缺钱;有的是转借给朋友和亲友;还有的是因为赌球、赌博、炒股等赔了钱。

  一位女士称,她在家中接到借款电话的推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借款1000元,到账700元,还款之后还有人问她是否再借,她表示不需要。不久,她想给家人买礼物,正好手上没钱,无奈再次借款。由于网贷平台使用起来很便捷,这位女士陆续在上百个网贷平台借了钱;一名男孩称,因为母亲得病,一个月得花三万多元,因没钱买药,他才去网上借款;另一名男孩称,女朋友急需用钱还网贷,他由此开始借贷……

  免于现实中张口借款的尴尬、无措,在网络中借贷看似轻而易举。很多人看中网贷平台的原因主要是放贷灵活、申请门槛低、审核快、放款快、不上征信,以及几乎所有平台所宣称的“利息低”。很多人都表示,自己并没料到会最终陷入“套路贷”的泥坑。

  起始的借款金额多以1000元至5000元不等,数额并不高。但经过十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周转、拆东补西后,债务如滚雪球般快速膨胀。有人借到81万余元,还款120万余元;有人借到70多万元,还款80多万元;有人借到39万余元,还款50多万元;有人借到约5万元,还款近20万元。

  很多人的收入并不足以偿还这些高利贷。有人债台高筑后,才发现“好像怎么都还不完”,甚至最后没钱给孩子买尿不湿。

  《财经》记者了解到,陷入网贷的大多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他们的收入通常只有几千元,有的从事公职,有的漂在异乡打工,这些人中有各行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养猪的农民、警察等。

  《财经》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名银行职员陷入网贷,她的同事、领导收到催收电话后,这名银行职职员从主管被降级为一般职员。

  其实,借贷者还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工作和收入。

  不可承受的债务

  最初的借贷便捷过后,逐渐累积的债务变得沉重,直至不可承受。

  2018年底,借贷累积20多万元后,洪程一听到电话响或短信提示就害怕,“百分百是来催收的”,他甚至需要在酒精的麻醉下才能入睡。眼看从公司挪钱还债的窟窿已无法堵上,洪程爬上六层楼的楼顶,准备跳楼。所幸,他及时被警察从楼顶上救下。

  在洪程留下的“遗言”中,他的父亲才知道儿子欠下了网贷后,最终四处筹钱,一次性帮他补上了这个窟窿。洪程的父亲是公职人员,“他说自己活了50多岁,从来没借过钱,第一次因为儿子低头哈腰地跟别人借钱。”洪程说。还完贷款后,洪程过了一个踏实的春节。

  同在2018年12月,陈东的逾期欠款增多,他的父亲和众多亲友接到催收人员的电话,借贷的事情无法再隐瞒。陈东称,接到父亲让他回家的电话后,他在网吧待了一夜,最终决定“坦白”,并梳理借贷数额。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做装修,母亲在工厂打工。

  陈东梳理出一份借贷列表,发现自己借了40多万元。家人虽然再三埋怨陈东,但还是从亲友处筹借资金帮他还债,最疼他的奶奶给他凑了2万多元,分几次帮他了结了债务。陈东称,“只要踩进网贷这个坑,除非有人拉,否则会在里面被淹死。”

  有不少借贷者如洪程、陈东一样,在“坦白”后,由父母帮助还债,有一些父母还为此卖掉家中的房子。另一些人则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些人在报案时提到,在被催收后,面临家庭失和、婚姻破碎、丢掉工作的窘境。

  在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中,兰州市检察院指控,该犯罪集团以“套路贷”为基本方式,诱骗被害人借款,收取超高利息,并通过平台“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的方式恶意垒高债务,被害人多达47.5万余人,采用“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被催收人数达39万余人。裁判文书还提到,经大数据分析,在该案涉及的杭州网贷公司贷款的被害人中,有328人非正常死亡,经过核实,其中89人生前遭受过逼债催收。

  在这89人中,一名23岁的女孩于2019年初自杀。这名女孩大学即将毕业,告诉家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每天都在上班时间出门,下班的点回家。在女孩去世后,家人查看她的手机才发现她借了网贷,并且没有工作的事实。

  还有一名90后男孩陷入网贷后,曾两次自杀。第一次被警方救下后,他还给警方送去锦旗表示感谢,但不久后,他再次失去希望,第二次自杀时没有被救下。

  网贷几乎没有门槛,只因平台们手中的“杀手锏”——掌握了借贷人的通讯录。借贷人在登录网贷平台时必须提供真实身份,允许平台获取其手机通信录、通话记录等信息。还款日到期后,经催收人员提醒、催债后仍不还款,通讯录里的亲友和熟人都会接到催债电话和短信。有些催收人员会使用一种俗称“呼死你”的软件,不断通过电话、短信“轰炸”;有些催收人员则会使用侮辱性的催收言辞和P过的图片逼债。

  洪程的亲友就曾收到过催债短信称,洪程身患肺癌晚期,需要用钱做手术,但洪程不想死,并表示下辈子做牛做马还钱。

  庭审中,对89人因催收自杀的指控,王焘等人及其律师辩护时表示,多数被害人均非仅在动物系网贷平台借款,而是同时在数十个网贷平台多头借款,同时面临许多家催收公司的催收。另一方面,催收行为系由相关催收公司独立自主实施,并不受王焘等人的组织、领导、授意、指使,因此不应由王焘等人负责。经过数日庭审后,法院并未认可该辩护意见。

  《财经》记者了解到,在遭受催收后自杀的89人中,生前均遭多个不同平台催收,很难说具体哪一个电话或短信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网贷催收带来的压迫、羞辱却真实存在、不容回避,一些受害人甚至患上了抑郁症。很多人的亲友收到过催收信息,往往是一张被P过的图片,并配上侮辱性词汇。有的催收短信里称借款人不幸得淋病梅毒和艾滋病,因借贷款无力偿还,可上门服务,还有短信称“赶紧还钱,要不然往你们家送花圈!”

  89名自杀者中,有些人留下了遗书:有人向家人坦承陷入借贷的过程,但“醒来得太晚”;有人明确表示,“被网贷害了”;有人表示,“网贷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再也撑不下去了”。

  为什么主要是年轻人?

  《财经》记者了解到,在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中,那些深陷网贷泥潭的多是年轻人,以“80后”“90后”群体居多,少数是“60后”“70后”。

  在杭州执业的律师彭亚,曾服务于正规的小贷公司。据他观察,网贷面向的是偏年轻的群体,主要服务对象是30岁左右的人群,他们刚刚开始工作,还有一些是大学生,这些人收入普遍不高,有一些只能解决温饱,还有一些属于“月光族”。不少从数十个网贷平台借钱的年轻人,有的有高消费的习惯,有的是陷入网络游戏、赌博,有的是“拆东墙补西墙”。他接到过多例有关网贷咨询,都是提到家里的孩子刚刚大学毕业,就欠了十几万元网贷,“问我怎么办?”

  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上,都有人留下了“如何戒掉网贷”“如何向家里人坦白”“欠网贷太多怎么才能上岸”等问题,甚至还有人组织起“上岸研究所”之类的网络社群。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社群组织者告诉《财经》记者,其社群申请人次在300人左右,都是大学在校生或者刚毕业的年轻人。这名组织者自己也曾负债,之前因为P2P暴雷亏了30多万元,这些钱主要是他的积蓄和少部分信用卡套现的现金。好在,这名组织者最终还清了全部欠款。

  复旦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上海睿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何煦,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文化、身份界定等,从事研究和市场咨询。何煦对《财经》记者分析,“90后”“80后”“70后”“60后”这四个代群是消费市场最关注的对象。

  “90后”及更年轻的“00后”的成年期赶上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而且从小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就是世界,线上和线下的界限模糊,甚至没有界限。“对‘80后’‘70后’而言,线下身份更重要,比如是谁的丈夫、妻子、儿女、哪家的公司员工等,但对‘90后’而言,或许线上的身份更重要,更能呈现他的真我或是自我”。同时,“90后”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社会阶层的分化更为剧烈,他们成熟更早,甚至更世故,这可能也会部分影响到他们的消费行为。

  在消费特征上,何煦观察到,相较于年长者,“90后”人群比较能赚会花,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是更被消费赋权的一代。比如,网络亚文化圈层,网上形成的基于衣服鞋子、说唱、潮玩等社群,都给“90后”带来比之前代际更多的消费机会。网贷对应的正是年轻人比较旺盛的消费欲望,“90后”消费能力不一定最强,但消费意愿最强。

  何煦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90后”就是自私、特别消费主义的一代,有一些年轻人是通过消费创造更多的价值、拓展社交圈,“甚至去探索整个世界,发现自我的更多可能性。”人的个体驱动之外,各种信贷产品的渗透还与互联网公司的业务拓展、大数据等技术的使用、消费政策、金融监管等各种因素有关。

  支付宝2020年曾发布《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中国近1.7亿“90后”中,6500万开通了“花呗”。此前的2019年,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也曾做过类似报告,称年轻人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达到86.6%。

  何煦表示,在早期传统的消费市场研究中,年轻人因收入不稳定、收入绝对值不高,通常不被视作是有潜力的消费者。 “201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品牌都转变了口风,就是我的年龄要下探、下探、再下探。这种趋势像海啸一样席卷过来。即便是经典奢侈品品牌,也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接近年轻人。”在何煦看来,年轻人变得更有价值,这并不完全基于他们手中实际资金,他们的时间、注意力、影响力和传播力,都构成评判一个消费者消费力的衡量维度。

  回到兰州特大“套路贷”案,很多人提到,最初接触到网贷,是正好接到网贷平台或者放贷人的推广短信或电话咨询,只有少数人表示,是因为资金紧张主动搜索借款软件。

  生活仍要继续

  陈东经历了网贷噩梦,为此苦闷、自责了一段时间,最疼他的奶奶说,“好好的一朵花,遇上一滴雨就凋谢了。”

  陈东希望能弥补父母,但也不知道除了努力挣钱还能做什么,父亲压力大时,会在电话里凶他。陈东和外出打工的母亲也联系不多,网贷让母子间的信任达到一个临界点。

  因为疫情原因,陈东的工作换了又换,现在每月有四五千元的工资。他经常加班。在吃和用方面尽量节省,去掉租房和水电花销,“我现在存了近1万元,存钱的速度有些慢。”

  因为疫情,一些亲友经济比较紧张,有人催着陈东和父亲尽快还钱,父子压力很大。陈东戒掉了网贷平台,关掉花呗,什么都三思而后行。他说,“我只能往前走。往前看,才能看到一点光,我没法回头。”

  回想过往陷入网贷的经历,洪程当做花钱买了个教训,“这种事情碰到一次就够”。他说自己会提醒身边的年轻人,别碰网贷。2020年1月,《财经》记者在社交平台发布寻找兰州特大“套路贷”案受害人时,洪程和陈东主动表示希望分享自己的经历。

  好消息是,数据显示2020年底中国运营的P2P平台全数清零。2020年11月2日,央行和银保监会共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教育部近日表示,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网络小额贷款迎来强监管,没有资质的网贷平台、“套路贷”团伙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被严厉打击。

  对比在网贷中提心吊胆的日子,洪程认为现在比以前幸福一千倍。现在,他在朋友的公司里工作,业余和兄长做小买卖,“挣点小钱孝敬父母,有时晚上下班回去,和父亲喝点小酒,清淡、幸福、安逸。”

  兰州特大“套路贷”案终审判决书提及,扣押、该案冻结在案资金10.2亿余元、港元2.27亿元,将依法发还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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